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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安乡政府网 www.anxiang.gov.cn   发布日期:2014-06-06  作者: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将其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同年7月,马背上的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山麓的羊圈里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会议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由于缺少经验,加上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也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虽然会议也强调不要乱杀人,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义合会议暴露出来的“左”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注意。在会上,习仲勋陷入沉思,作为“左”倾政策的受害者,他曾经在肃反中差一点被活埋。因此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失误。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安文钦在边区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合作,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参会。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对土改中的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1950年3月,蒋介石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危害西北的社会秩序,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极大。与此同时,为了稳定西北的局势,中央和西北局鉴于新疆、西藏的实际情况,指示两地的土改工作暂缓,等条件成熟后再搞。但新疆区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反而擅自提前进行土改,并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土匪和敌特趁机造谣污蔑,攻击我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乌斯满叛乱和一些“左”的政策、做法重叠在一起,使本来就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950年乌斯满叛乱集团的另一头目贾尼木汉被捕。在接到曾经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来信后,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新疆要求把贾尼木汉与乌斯满区别对待,要注意统战政策的运用,争取并利用贾尼木汉来瓦解乌斯满残部及稳定归顺的部落,真正孤立极端反动的乌斯满集团,同时尽量争取、挽救被诱骗和裹胁的群众。1952年7月,习仲勋奉毛泽东命令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在解决民族纠纷的过程中,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意见后来被政务院通过的有关法规政策所吸取,比如《关于保障一切散杂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习仲勋更进一步推动立法,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巩固民族团结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曾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的贡献。随着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知识分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非党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争取民主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知识分子中非党知识分子又占了多数。另一方面,非党知识分子影响力大,社会联系广泛,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但“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心里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1982年,北京某大报更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党知识分子被明确列为第三类统战对象。党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为了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许多人打电话或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询问中央执行的统战政策有否有变。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并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而且还狡辩说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样争论进一步升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在实践中,他也身体力行,广交党外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习仲勋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格,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原民革中央主席、著名政治活动家屈武先生,是习仲勋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有一次屈武见到习仲勋劈头一句:“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面有不快,语带讥讽。习仲勋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复追问,才弄清原来新来的门卫战士因为不认识屈武而慢待了他,习仲勋当即向屈武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从前的老部下,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参与过开国大典的礼仪安排,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曾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开始以后,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1966年余心清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习仲勋对余心清的自杀非常惋惜,他曾经对其秘书张志功(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说:“余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其实早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本人也因为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审查。习仲勋对余心清命运的关切,已超脱出简单的朋友之情,更体现出对整个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

 

   

来源: 县委统战部 【责编: 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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